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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文化与成都“五次大移民”

更新时间:2019-09-11

  众所周知,成都是一座移民城市。史学家习惯于把成都自古到今历史上的移民归结为“五次大移民”,一个个“客家方言岛”“福建会馆”“广东会馆”“陕西会馆”等的存留,生动地记录着当年大移民的真实历史。

  正如《锦城竹枝词》所说,“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首竹枝词,是当时对清代成都人口构成的一个形象描述。

  会馆是明清时易籍人在客地的一种特殊社会组织。顾名思义,会馆就是聚会和聚居之场所。成都平原的富庶在精神和物质上都使这些做客他乡的人感到了某种满足,于是这些“异乡人”拿出积攒的钱财,按省籍修建起自己的会馆。

  四川境内会馆之多、分布之广,会馆建筑之密集与豪华,可谓居全国前茅。据载,清代至民国年间,四川计有会馆1400余所,这其中,湖广会馆数量最多,计有477所。

  清同治年间,《成都县志》详列了成都城内会馆,共计有15处。《成都通览》一书列举的城内会馆,较同治年间又增加不少,大小计有近30处。在总府街,有福建人修建的福建会馆,即现在假日酒店所在地;湖南、湖北人修建的湖广会馆(以前湖南、湖北统称为湖广),也在总府街;在金玉街,有浙江人修建的浙江会馆,山东人修建的山东会馆,广西人修建的广西会馆;在正通顺街,有云南人修建的云南会馆,山西人修建的山西会馆;在棉花街,有江西人修建的江西会馆;在西糠市街,广东人修建了广东会馆;在陕西街,有陕西人修的陕西会馆。此外,还有布后街的河南会馆、贵州馆街旁的贵州会馆、古卧龙桥街的川北会馆等。

  某种程度上,会馆已经成为外省人在成都的精神家园,他们可以在这里听到乡音,畅叙乡情,可以在这里抚摸到他们梦中的一切,以求精神慰藉。会馆的建筑风格就是家乡的建筑风格。在会馆听家乡的戏,成为清代成都人的一大时尚。成都著名作家李劼人在《死水微澜》一书中写道:“每个会馆里,单是戏台就有三四处,都是金碧辉煌的。”

  与五方之民杂处,与五方神灵共欢。清代的成都,在会馆最盛的时候,也是戏剧最盛之时,整个成都,便是一个大戏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戏在这里舞刀弄枪,一较高下。

  今天的川剧由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调五种声腔组成,除灯调来自四川外,昆曲源于江苏昆腔,高腔源于江西弋阳腔,胡琴出自徽调、汉调,弹戏出自梆子,地方戏你方唱罢我又登场,互相融汇,这才唱出了既博取众家之长又独树一帜的川剧。川剧的每一种腔调与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感受得到一方移民的影子。

  清代初年的成都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和驳杂欢快的乐声,多种省份移民和多种文化的撞击,也使成都的民俗文化、茶馆文化、小吃文化、休闲文化空前繁荣。

  一个深秋的午后,我独自坐在成都陕西街陕西会馆的回廊里,闹市里品着成都人钟爱的“花茶”,望着四合院里飘下的毛毛细雨,宁静的心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

  我们都是外乡人,我们最初的根在哪里?数百年前,那批陕西人在这里修筑的这个会馆,代复一代年复一年,该有着怎样的乡愁?我知道,在成都有数十个这样的会馆,每一个会馆都烙下一批外乡人清晰的烙印。

  成都会馆林立,而清康熙年间最具盛名的,又数今天位于陕西街(现蓉城饭店内)的陕西会馆。它始建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嘉庆二年(1797年)经过扩建和修葺,后来成都“庆益”“益泰”等33家陕人商号集资重建。

  恰恰就在这个名号为“陕西”的会馆建前20年,一个陕西的农民将繁华的成都变成了鬼哭狼嚎的虎狼之地。他便是今天都让成都人谈之色变的张献忠。

  清朝乾隆年间,成都老东门外的府河边来了两个陕西人。他们穿着草鞋,肩挎背包,在老东门外的河滩和街巷里转悠。

  当地居民最初以为他们是收破烂的货郎或看风水的先生,但细心盘问,才知道是从陕西凤翔府远道而来想在成都开烧酒作坊的商家。兄弟俩姓王,都操着一口流利的陕西腔。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一家名为“福升全”的烧酒作坊正式开业了。当地居民看见酒坊的挑夫每天都从府河和好几里路以外的薛涛井挑水回来酿酒。酒坊所在地水井街慢慢飘散出醇厚浓郁的酒香。成都作家肖平形象地形容“那些来自黄土高坡而性情又坚忍得像一棵杨树的陕西人”,看似外表朴实木讷,但在经商和创办实业方面却显现了某种本能般的特长,叫人意想不到。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却是名叫张献忠的农民。公元1644年,当他的另一位名叫李自成的陕西同乡在紫禁城登基大典的时候,他却流窜至西南,另立政权。是年阴历十月十六,张献忠登基在成都做皇帝,国名大西,年号大顺。蜀王府改称皇宫,蜀宫城改称皇城。也有左右丞相,也有六部尚书。四个干儿子都挂将军印。

  要当王你就好好的称王吧,体恤你的臣民,爱护你的百姓。可张献忠却以杀人为乐。翌年,张献忠装模作样开科取士,以科举为名,骗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青羊宫中,尽数杀戮。居然把钦点状元给杀了。

  《蜀碧》记载,他的大西政权在四川各州邑安置官员,用军令催逼周围士子乡绅到城镇,由东门入,香港开彩结果现场直播。西门出,尽杀灭。他在成都贡院前设长绳离地四尺(约1.3米),让考试的人依次过绳,凡身高于绳者,全部赶到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万余人,死者留下笔砚堆如山,张献忠前往观看,抚掌大笑开怀。

  又召集生员,拿出一面大旗,令其在上写一“帅”字满幅,且一笔书成,能者免死。有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浸大缸墨汁三日,直书而成。张献忠仔细看后曰:“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必尔也!”即刻杀死祭旗。

  他命手下将士以杀人多寡记功晋级,到后来甚至无法计数。成都城内,“凡有军官衙门所在,手掌如山积,几于假山千峰万叠。”(《蜀警录》)待到后来张献忠兵败被诛,清军收复四川,发现成都城内绝人迹已经十三年:瓦砾颓垣,不识街巷,林木丛杂,走兽野犬游走其间,二万余口水井,被尸骨人头填满与地齐平。

  实际上,成都历史上的五次大移民,直接源于成都史上的三次大屠杀。第一次在西晋东晋之交。事起于公元301年,蜀西氐族豪强李特,纠合流民二万余,自称镇北大将军,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其子李雄称成都王,后又称帝。播乱长达五十年。

  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元代贺清泉《成都录》)。“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三卯录》)。

  第三次便是张献忠的屠城。明末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阴历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陷北京后,到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成都城墙坚固,起初久攻不下。后在城外隐秘处挖地洞,打隧道,掏城墙根,埋入火药。又以竹竿捅穿竹节,竿竿相连,内装置很长的导火线,悄悄点燃。守城兵丁见贼兵撤退一空,正要欢呼,忽然爆炸掀天,城墙垮了……

  自汉代开始,成都一直是四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但在清初,成都全城毁于战火,人烟断绝达五六年之久,成为麋鹿纵横、虎豹出没之地。清顺治年间,四川临时省会设在阆中十余年,四川总督、巡抚、监察御史均驻节阆中,并在此举行了乡试四科。

  坐在位于陕西街的陕西会馆里,我望着眼前凝重端庄,古朴而有气势的会馆躯壳,再想历史上那么多冥冥中看似毫不相干却又紧紧联在一起的史事,扼腕长叹。

  “五次大移民”实际上构成了成都人文的五次大整合,那些优良的文化资源所散发出来的丰厚底蕴,将这座城市的包容、睿智、大气,体现得淋漓尽致。

  深厚的历史沉淀,浓郁的文化气息,还有浸润古蜀的茶文化,构成了成都人水一样的包容性格……成都因为水而有了这样的品性:闲适、宽容,奋进……

  杜甫诗云:“暗想旧游浑似梦,芙蓉城下水茫茫”。成都这座城市,拜天所赐,秉承了巴蜀之地最多的钟灵秀气,汇聚了川西坝子所有水流的方向,将蜀文化的深厚底蕴隐藏于山水草木之间,如水一样保持着穿透时空的生命力。

  “湖北荆州拨火烟,成都旗众胜于前。康熙六十升平日,自楚移来是在年。”这首清人吴好山的竹枝词,旨在记移民之事。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二载“康熙六十年,由湖北荆州拨防来川时满洲蒙古共二千余户,丁口五千名余。”

  三峨樵子注解杨燮《锦城竹枝词》有“康熙五十七年(1718),以分防披甲兵丁散住不齐,始于成都之西角筑为‘满城’,今‘支机石庙’碑有云‘我旗人自康熙六十年间,由楚移蜀’云云,是又由湖北荆州移来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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